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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大流动中国的“暂停时刻”: 一个集体反思的难得契机

作者:admin  时间:2020-02-01 04:15  人气:86 ℃

(本文原题“大流动中国的‘暂停时刻’: 一个集体反思的难得契机”,1月29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系其原创特稿。本文基于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成员1月28日线上的集体讨论,由刘炳辉副教授执笔,中心主任熊万胜教授审定。参加讨论的有叶敏、曹东勃、马流辉、李宽、杨君、张建雷、王阳、田雄、王欣、程秋萍、申腾、张贯磊、刘炳辉。此次重发时由刘炳辉副教授进行了一定补充和改写。)(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我们或许需要的一场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惯的“行为革命”,也即“生活治理”。按照未经最终科学认定的说法,本次武汉肺炎疫情源于食用某种野生动物。那么“病从口入”之说依然成立,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治理或许还是要从“吃”开始,先得把食用野生动物或者野味的陋习治一治。我们过往比较重视“社会治理”,强调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等,但其实,中国的治国理政传统中包含着大量的“移风易俗”的“生活治理”,需要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脱离开“生活治理”的社会治理是片面的,也往往是不细致的。

但恐怕一个月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象过对一个千万人口级别的超大城市进行“封城”的具体情形。疫情的迅速扩大,无疑与全社会各种要素的高速流动密切相关。过去三十年,我们积累的所有治理流动社会的经验,主要是如治安、教育、医疗和环卫等领域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在对重大突发情况下的流动社会的治理方面,我们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显然还有很多可以改善提升的地方。

在此次疫情防治初期,我们从各省的行动中可以发现,不同地域和省份的利益自觉要比十七年前的“非典”时期强很多。这看起来和2012年以来中央权威加强的趋势相悖,其实并行不悖。上世纪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时期,央地关系说到底主要是在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之间的博弈,而且是在数字上锱铢必较的数目字博弈。

这或许是此次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个集体反思的难得契机。当然,疫情仍在继续,事态还需要持续关注,相信我们能够化危为机,克难攻关。

“暂停键”显然不能长久为之,社会的持续正常运转,需要恢复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图为2020年1月23日,武汉汉口火车站,当天开始武汉实施“封城”。

但在这种全民参与讨论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哪些是“信息”,哪些是“谣言”,显然民众一开始难以掌握,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筛选和甄别。如何引导民众更有序的有效地获得权威信息,权威信息如何及时适当地发布,有关健康问题的网络传播规律如何,在这种公共事件中的强力机关介入的条件和门槛都有哪些,这些都是值得不断总结探讨的。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不少成员,近期亲身体验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社会:一种以基层组织为主导,严防疫情;另一种是以人情礼俗为主导,共谋“生死之交”。

现代社会,地方独善其身已不可能。风险社会,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大市场、大流动社会格局下,还有何地能独善其身?一些基层地方以人为方式阻断道路,闭门以自保,结果大有可能是“七伤拳”,撑不了多久。城市化之后要后退,一定会进退失据,甚至退一步万丈深渊,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经变掉了。

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城乡关系极为密切的城市化阶段,“春运”及其带来的疫情传播也是一个集中体现。我们需要适应城市生活,需要提升文明习惯,需要与大自然更为和谐的相处,需要更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需要更多勇于担当的干部和专业人员。

虽然我们一直对此有理论上的讨论和警惕,但全国不分东西南北,能真切感受到这种“风险社会”威力的情形,还是罕见的。武汉为九省通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还是常住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此次武汉的疫情直接带动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充分揭示了现代大都市的风险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不会因噎废食,但如何更好地提升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不同的村庄会有不同表现,基层组织的行动力不同,导致村民对疫情的态度多有差异,但这是疫情防控初期几天的差异。随后各地都呈现出两种模式的融合,两种模式协作,较好地引导人情和乡俗,村委干部和志愿者齐动员,成功主导了疫情防控下的村庄秩序。

相比于城市的“精细治理”,农村还是非常粗放的。从网上披露以及部分河南籍成员的亲身观察来看,河南有的村庄自行发行动起来,有的在政府组织下行动起来,但最初应对的方式都是最直接的:堵路、封村。河南农村地区的行动能力在这次事件中彰显得淋漓尽致,但显然这还不够科学。在人口大流动时代,作为人口流出大省又毗邻湖北的河南,面临大规模春节“返乡”的人潮,防疫压力空前巨大。虽然网上有“硬核防控”一说,但其实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信息统计能力还远远不够,是故只能凸显堵路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此外,微信也成了这次严控聚会空间之后,所出现的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人际之间的交往、信息流动,多是通过微信实现的。所以,从现实的面对面的交往到虚拟空间的交往,是目前农村社会交往的一个巨大变化,而在此次防疫过程中又被强力加速了。

两种现象的明显对比,其实证实了我们治理体制中一直强调的,社会的力量往哪里走,是需要正面而有力引导的,这种引导是行动性的,而不单单是宣传。农村中老年人一辈活在世俗的现实世界中,他们的权威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于村委。网络信息极其发达,他们没办法辨认其真伪,所以只能将传统正式组织的权威视作标杆。

面对汹涌的舆情与民情,国家如何适当引领和传播正能量?如果由舆情引发的恐慌难以遏制,其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如抢购生活物资等)将难以估量,也必将产生远超过疫情本身的社会代价。信息的权威发布,本身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但保障信息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一定是谨慎而需要时间的。但这种谨慎和时间周期性,在新媒体时代恰恰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广大网民在等不到权威信息的时候,往往被各类鱼龙混杂的信息所困扰。

一、如何治理“大流动社会”

这也值得思考,农村和城市的治理差异究竟是什么?

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城乡基层社会确实都动员起来了,但动员的机制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治理是要精细、精准到区块、网格、人员上,城市和农村的动员机制有共同之处——城乡基层组织,但区别仍是根本性的。

随后,村组织只是下发了疫情防控传单,通过喇叭进行疫情防御的广播,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此时,乡土人情就会徘徊在乡村。人情的维系来自于礼尚往来的情感和面子文化,有来无往会得罪人,不给面子也会令双方限于难堪的境地。尤其是“走亲戚”,并不是单家独户的事情,是生长在亲属网中的复杂关系结构。这就出现了很多“不得不”。

从目前的情况看,依托强大的物质保障、组织动员和技术条件,武汉市依然能够正常运转,这种史无前例、现代条件下的紧急时刻的生活经验和治理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总结思考。而且城乡之间也体现出较多的差别,城市更多依赖技术,乡村更多依赖组织。

如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中所言,此前人类历史上都从来没有对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进行过“封城”。

其次,当前城乡治理的差异性被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出来了。

此次疫情发展迅速,但全国范围内关注此事,还是以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现身央视谈疫情为转折点,此后形势发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舆情沸腾,各类真假信息短时间里天量涌现。在人人都可以做信息源的时代,分辨信息的真假顿时成了难题,我们越来越难以认清这个世界。这也是本次疫情与十七年前“非典”时期的重大不同。

本次疫情应对中浮现出了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如事权在央地之间的合理分工、条块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区域间的合作与排斥、城乡之间的团结与分化、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方式,等等。

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纵深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引擎越来越依赖于大城市,发展大都市圈成为各国的共识。中国近期也明显倾向于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的经济活力,完善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大城市和城市群带给我们的是“效率”,这种效率既有经济发展的“正功能”,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当代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依赖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力量的协调发力,“封城”、交通管制和禁止群体性活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交往的“暂停”;物质、信息和能源的输送依然正常,这是技术发达和物质丰裕的体现,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但“暂停键”显然不能长久为之,社会的持续正常运转,需要恢复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但这一次,是“群起而较之”,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领域的博弈,跟公共财政上的经济层面的博弈,又有明显不同。个体化时代,自保的动力较之以前更强了。这种地方民众的诉求必然以种种方式反映至更高级别乃至中央,再考虑到守土有责,没有哪一个地方大员会冒乡里之大不韪“以身涉险”,两者一拍即合,中央则事后追认默许。

建国七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便利,在资本的牵引下,随着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移动互联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条件的提升,中国近年以约2.5亿流动人口的规模展现着“大流动社会”的震撼与繁荣,“春运”更是其极致体现。

2020年伊始,江城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吸引了全国的关注,高速流动的中国突然从武汉按下了“暂停键”,传承数千年热热闹闹访亲拜友的春节,顿时被“封城”和“隔离”等热词取代。我们到底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巨变?在国际格局大重组大变动的时代,这种突发重大风险是否会越来越多?我们又该汲取哪些经验?

首先,区域分化和事权如何妥善在央地之间进行分工的问题再次凸显。

基层农村的疫情防控是以村庄封路为标志和转折点的,此后村干部和志愿者全体出动,意味着对疫情防范从宣传进入了全村备战,村民在这前后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并非要为擅自封路的行为辩护,只是说明其在乡村中的象征和警示意义。

二、“大城市为王”的利与弊

大城市带来给我们更多地是生产效率和消费能力,凸显的是一个“力与欲”;我们阻断疫情的方法是降低流动和切断传播,入手之处是“关系”。如果仅仅从“关系”(社会组织)上反思和入手,则终究还是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

同时,此次事件中反映出来网络在农村社会中的功能,也值得关注。之前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联系方式,主要是串门、大街上闲聊。这次事件的出现,强烈改变了村民获得信息的方式并重塑了他们的观念意识。除了村干部的喇叭广播之外,他们多是从网络平台(抖音、西瓜等自媒体平台)获得疫情的相关信息,并迅速调整了自己的观念与行为。所以,农村社会生活的联结方式,与网络或自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以豫北某村为例。首先,以村级组织为主力,大年初一发布紧急通知,实施封路,并拉起红色布条全面戒严,一系列行动让村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其实,红色布条和封路的大土堆并不能彻底阻断村民进出的通道,它们更大意义上是释出信号——危险。这种危险信号通过正式组织传达。加上网络媒体的更新和朋友圈、微信群里关于疫情的渲染,家家户户在大年初二就开始了足不出户的自我隔离与保护。

四、危急时刻的社会如何运转

三、移动媒体时代的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