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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乡村调研|疫情防控中城乡居民态度差异

作者:admin  时间:2020-02-01 12:05  人气:118 ℃

大年初三(1月27日),村医又来给青城测量了一次体温,村医两次到家里来都没有戴口罩,加之全村人状态轻松,那些喜欢打牌、喝酒的照常聚会,所以二姐一家人也觉得疫情并不严重,政府做的那些工作都是搞形式。不过,全村的婚庆酒宴全部取消了,走亲访友的人也确实少了,这与我在全国其他十多个省份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

学界将那些能够改变和决定人们态度、行为和习惯的环境称之为制度,而制度又可细分为正式制度如国家法律政策、党的方针路线,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民间法、文化心理惯习等。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他所处的制度系统,因为这个系统不但赋予他行为的合法性、意义,还赋予他相应的回报例如关系、安全、声誉等。

4.城乡居民态度差异探源

再次,提升基层组织疫情治理能力,防疫工作成效直接取决于一线干部和组织,由于此次疫情事发突然,个别基层干部和农民尚未达到清晰的认知程度,可能会导致行动措施不到位或者流于形式,因而,有必要充分保障农村防疫所需的人力物资需求,增强基层疫情治理能力。

口头上答应立即返回家里的二姐,实际上还是到了县城,接到了取工资用的银行卡,也将女儿送进了城里的房子。县城的防疫管理工作显然比农村严格规范:街道上人很少,几乎所有的人都戴口罩;进超市、药店等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否则不让进;进出居住的小区都得量体温,体温异常者需要再次测量。为了尽量少出门,苏梅买了一箱方便面带回房里,看样子准备在城里多待几天。二姐不放心家里的儿子,把女儿安顿好就回村了。

2.要进城的年轻人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农村防疫工作的重要性。当前全国有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2亿人,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是“病毒人传人”最可能发生的场域之一,然而无论是防控体系、防控资源还是居民自主防范意识上,农村相比城市都是薄弱环节,因而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村防疫工作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强宣传劝导工作的力度。

当今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城市化社会转变之中,城乡居民之间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策理解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对于理解当前农村地区防疫工作的难点和重点、衔接和完善城乡防疫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全村大年初二开始封路,白天路口有人值守,严防外来人和车辆进村。但是全村只封了向西和向北的主路,其他路还是可以进出的。有农户说家里的面粉快没了,村干部告诉他后庄馍店开始卖馒头和面粉了,大家可以去买。其实,过年之前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蔬菜、肉食和油炸食品,不出门也能生活十天半个月,加之房前屋后有青菜,日常生活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远比城市市民低。

5.政策启示

大半年的工资被拖欠了,腊月二十五(1月19日),二姐夫青城和同伴搭上河南驻马店去武汉的火车找老板讨工钱。事情谈完已是1月23日上午,此时,武汉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停止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也都关闭。1月24日是农历除夕,青城和同伴还是想赶回家过年,于是打车到孝感再从孝感坐火车,几经折腾终于赶回老家过上了除夕。

从社会性质上看,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一个自然村或自然湾(屯/寨)的居民世代居住于此,彼此熟识,在生活中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农忙季节大家相互帮工,农闲季节村民开展集体的宗族、寺庙、庙会、戏曲等节庆文化活动,相互串门、打牌、吃饭聚餐是再正常不过的交往行为。关系主义主导着农民的生活逻辑,在农村很多事情无法通过市场、法律或行政途径解决,私人办事抑或是政府人员做工作基本上都会靠人际关系来润滑、协助完成。人们生活办事情讲关系、凭关系,所以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积累,而人情和日常交往是最常见的关系积累方式。

(作者魏程琳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从武汉返村的二姐夫

事实上,绝多数市民的防疫态度是:小心谨慎、听从政府号召,积极做好家庭和个人防护工作,基本实现“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的防疫要求。笔者1月27日-29日对分布于15个省份的亲友、学生、县乡干部做了社会调查,了解到华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的城市居民防疫意识普遍较高,而这些地区的部分农村仍然存在村民不戴口罩到处串门聊天、打牌、聚餐的现象,对于疫情的态度是:对疫情有所知晓但不够重视、日常生活基本上未因疫情有所变化。在县城居住生活的大姐和在村庄居住生活的二姐,典型地体现了城乡居民防疫态度的差别,差别为何如此之大?事实上这源自各自所处的社会性质、生活环境和制度结构。

由于手机流量不够,在家生活无聊,二姐的大女儿苏梅闹着要去城里的房子住。这时,二姐夫也到取工资款的时候了。武汉的老板给他们办了一张卡,将钱一次性打入卡中,让他们回家后再取,以防钱款在路上出问题。老板将取款限度设为一日一万元,而上一个人的4万元已经取完,1月28日正是二姐夫接卡取款的日子。二姐夫不能出门,他女儿又非得去城里住,二姐索性在1月28日下午从村东道路出村,沿着不用经过村庄的道路将女儿送到县城。大姐是县某中学的老师,在城里居住。二姐的房子也是大姐四年前鼓励他们买的,现在房价涨了很多,二姐很是感激大姐,她每次进城都要给大姐带点农产品,这次带的是自家种的菠菜、上海青等青菜。在去城的路上,二姐给大姐打电话,大姐先是不让他们出门,然后说“来了也可以,把菜放楼下吧,办完事赶紧回家”。还没走到县城,大姐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赶紧回去吧,家里有武汉返乡人员的不能出门,都有感染和传染病毒的风险,菜也不要了”。大姐怕二姐不听劝,又让妈妈给二姐打电话继续劝导。

然而,第二天早上,村委会干部和村医早早来到青城家。原来村干部一直在排查返乡人员信息,昨天青城到家时,他的信息已经被统计上报。村干部和村医询问了青城的身体情况并给他测了体温,然后嘱咐他在家自行隔离不要外出,同时,还在青城家大门上贴了粉红色的纸张,上面写着“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相互往来”,而在大门外的墙上也钉了一条长达6-7米的横幅,内容与门上贴纸一样。二姐觉得出入不方便,在村干部照完相之后当着村干部的面扯掉了横幅。村里还有三个在武汉工作从武汉返回的人员,一个在武汉跑货运,还有一户兄弟两人在武汉跑货拉拉(搬家物流),他们也都撕掉了家门口的横幅。二姐夫和那两个兄弟都听从政府号召,在家里蹲着不出门,看电视、玩手机、做家务,但那个在武汉跑货运的猫子却很喜欢到处去打牌,村民对他也没有什么警惕和防备。从青城一家人的体验看,从武汉返乡的人员并没有遭到村干部或村民的排斥,他们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是否隔离主要靠个人自觉。

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为主、流动性较强的社会。市民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地域、血缘共同体,以个体和核心家庭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在城市空间生活。事务主义主导着市民的生活逻辑,市民日常办事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用找关系,日常工作条件由单位保障,日常行政事务依靠政府系统,日常安全依靠公安警察系统,日常生活娱乐依靠市场系统,遵循着关系分区、“事了了事”的原则,也就是说事情办完之后大多数人之间不再有关系牵连。农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牵绊、面子竞争机制在市民身上基本失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人靠自己,农村人靠关系。

3.草木皆兵的大姐

任何一个稳定的环境系统都会为系统中的人提供一个舒适的安全感。市民的安全感来自于政府的社会管控和信息传达,也来自于手机网络、朋友圈,但最终的安全感判断者和安全营造者是市民个体。农村居民则不同,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很大程度上相信只要关系强,一切外来侵害者都会被击垮,所以无论是谣言还是官方信息,都可能会被乡村主导性舆论所消解,在这里,绝大多数人的做法就代表着合法性。

近些年,多数省份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逢年过节是他们返乡修补、巩固和扩展社会关系的时机,他们也会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走亲访友、打牌聚会上。在疫情防控松懈、社会总体对疫情没有充分认知的地区,如果有人因为疫情拒绝去喝酒打牌,基本上等于自断关系于“社会”;如果有人在聚会时戴着口罩,就会显得与大家生分、疏远,这与拉近关系的初衷是不符的。所以我们看到,不少村民出村上街戴口罩,回到村里就摘了口罩,亲戚到家来双方更是不会戴口罩,在熟人社会中,不戴口罩反而成了关系亲近、为人敞亮,具有男性气概和勇敢气质的表现。

这是一份来自河南驻马店的乡村疫情防控调研。截至1月29日24时, 全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78例,其中驻马店市发现确诊病例25例。

【编者按】

其次,应该建立更加精细化的城乡疫情防控模式和信息采集交流平台,对武汉返乡人员的身体和行动情况实行人性化的监测,对进出村庄社区的人员车辆进行认真的检测和记录。

浑然不知二姐已经进城的大姐,还在电话里给我抱怨说,“你二姐真是没有了解到疫情的严重程度,还在乱跑!”而大姐所说的疫情情况都是从网上、手机上和朋友圈里得来的,她们一家人自从大年三十再未出过门,她的同事、邻居以及整个县城居民的情况都差不多。大姐在读小学的儿子想去找对门邻居家儿子玩,被对方以儿子生病为由婉拒了。本县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听大姐说今年有4-5万人从武汉返乡,防疫形势非常严峻。而大姐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传达的信息是,疫情远比报道的严重,一定要高度重视。事实上,大姐的重视程度已接近恐慌了,显然有点草木皆兵。近几年从未去过武汉的大姐将自己和家人自行隔离起来,按照政府、网络和朋友圈提示的防疫方法进行消毒抗战。大姐在电话那头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出门,严格落实“初一一动不动;初二按兵不动;初三纹丝不动……钟南山说动才动!”的“方针”,因为病毒可以通过唾沫星子传播,而唾沫星子在空中飞,空气都是有病毒的。